大学毕业30周年的思考与读书笔记之1：惠新东街

初夏，三十年前。

早晨七八点钟，惠新东街早已是车水马龙。道路两旁的无数柳枝从树上垂下，串着碧绿的细叶随风飘舞，在明媚的阳光下荡漾出摇曳的影子。

从中国日报大厦往北走，百来米长的人行道充满着烟火气。循着豆腐脑和包子香味望去，早点摊前食客熙熙攘攘，有不少是对面学校的大学生。杂货铺一家挨着一家，廊檐下堆满了烟酒零食饮料，窗口边还有一两部按分钟计费的公用电话，那既是现金奶牛又是引流神器。报摊上挂着几十种报纸杂志，沉甸甸地如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读者》、《海外文摘》最为畅销。不过我最爱读的是《中国证券报》，它自上年一月开始才从一周两期改成一周五期，只需一个版面就放得下中国市场全部两三百只股票的行情。毕竟嘛，深、沪证券交易所这时才刚开业四年出头。马路对面斜对着校门的是“惠新里商店”，一层百来平米，玻璃柜台里面和后面陈列着食品日杂，二层有个邮局，四年间我常去那里凭汇款单取出父母寄来的生活费。

和家乡相对狭窄喧闹的街道相比，北京的马路宽阔，车辆多而有序，司机按喇叭的很少，车辆发动机声和公交车开关门声交织在一起，那也是非常的热闹。路上跑的小轿车要么是进口、要么是合资，在国内已经卖了十年的上海大众桑塔纳虽然最为常见，但上市刚四年的一汽大众捷达已逐渐成为市场新宠。不过轿车嘛，还多是公车，只有极少数富裕家庭才买得起。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党，除了骑二手单车，62路大公交就是出行首选，乘坐它可去和平街北口看电影、去和平里转其它公交、去终点站雍和宫倒地铁。天津大发“面的”已如“黄虫”般遍布京城，十元起价、每公里一元，四五个同学挤一辆那就是高端出行；在消费升级趋势下，乘坐体验更好的红色夏利小轿车也越来越多，但是每公里要一块二。

粮票两年前就已经取消，手里的全国粮票和北京粮票没用完就全部作废了。虽然市场上的粮油副食供应不再短缺，可是我们学校仍然坚持勤俭办学，食堂供应以蔬菜、植物蛋白和碳水化合物为主，动物蛋白很少。有人抱怨“木须肉莫须有肉、溜肉片肉片溜了”，于是大伙儿偶尔集资一下，走上社会，去街边小馆里恶补一下熘肝尖、京酱肉丝，哦对了——还有那让人欲罢不能的水煮肉片。

校内晚餐下午五点开饭，半个来小时就结束。年轻人新陈代谢旺盛，晚上九点来钟自习归来通常已是饥肠辘辘，方便面这时成了畅销单品，在楼道里就有学生抱着大纸箱子售卖。男生宿舍的抽屉需要上锁，否则私藏的方便面会被舍友偷偷借走。如果不算太晚，我们也会走下楼，路过那同学们正在排队等着打公用电话的传达室，翻一翻过道桌子上贴着花花绿绿邮票的大把信件，看一眼宿舍楼门口张贴的毛笔手写海报，再经过校园里几对卿卿我我的牵手恋人，来到校门口，在馄饨摊上花上两角钱，吃一碗馅少皮薄的上海小馄饨。生活就是这样的美好！

又是一个毕业季。

所有课程都已结束，论文也就只差个答辩。索尼、东芝牌随身听里播放的英语磁带早已彻底被张学友、刘德华、林忆莲、王菲和玛丽亚·凯莉们的专辑所取代，也有更多时间去电影院或录像厅追一追周润发、周星驰、成龙、李连杰、梁朝伟、林青霞和张曼玉们了。

大部分同学这时工作都已经有了着落，毕竟这是人民银行牵头成立、八家金融机构作为校董的大学。这年头儿，高等院校大都是包分配的，也就是学校会主动对接用人单位，争取到用人名额，让毕业生都有份工作。外地学生如果被有留京户口指标的北京单位录用，就可以留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工作，但是竞争相对激烈。大部分同学都是回到自己的省会城市，入职当地的金融机构。

也有不少同学想出去闯一闯。88还是87级几个师兄数年前毕业就去了海南闯荡，加入一个公司后干得风生水起。他们“衣锦还乡”回学校看望师生的时候，裤兜里鼓鼓囊囊地揣着个摩托罗拉“大哥大”，黑色长条砖头一般，再配上个别在腰间的黑色摩托罗拉“BP机”，那是只有老板才能用得起的顶级商务套件。事后看来应该是因为海南93年下半年楼市崩溃，所以这个毕业季很少人提及海南，而此时的经济特区深圳，正是热火朝天、欣欣向荣。因此，除了北京，同学们的第二大工作目的地就是深圳了。

虽然在党课上，我们曾多次学习小平92年的南巡讲话，熟知领导人对于深圳的赞许和期望，但对于我来说深圳仍是遥不可及。与它的唯一关联只是我1985年上初一时，父亲托人从中英街上给我买的那人生第一块电子手表。深圳是神秘的，因为此时的深圳，以及此后十年的深圳，都是要到派出所开出“边防证”才进得去的“特区”。记得舍友文武有个高中同学海川，在化工大学读书，有一天来我们宿舍串门，兴奋地描述去深圳考察的感受，说到有一家成立没几年、不算很大，但是特别有现代活力的公司，叫“华为”。

不久就要告别四年的学习生活、离开熟悉的惠新东街了。宿舍的几个哥们儿去发廊吹了头发，穿上为了求职面试特地去王府井买的西服领带，去照相馆拍下珍贵的合影，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精瘦干练、神采奕奕。大家忙着与同学校友们交换留言和照片，不同组合的散伙饭吃了一场又一场。真奇怪，有桌饭吃着吃着我居然就哭了……

1995年的初夏，是个火车站台上、绿皮火车前别离的初夏，是个整理行囊、辞旧迎新的初夏，是个充满想象和无限可能的人生节点。

大学毕业30周年的思考与读书笔记之2：巨变

三十年后的夏日，我居住的北京，又是一个艳阳天。

早晨五六点钟，打开显示实时交通流量的手机地图。这块以五环为大致界限的700平方公里的城区，仿佛是一大块静谧的肥沃田地，上面插着绿油油的水稻，长短错落、经纬交叉。不久，一滴滴黄色岩浆便从无数暗藏在稻田里的泉眼中悄然渗漏出来，逐渐染黄并淹没了那一条条绿色水稻，蔓延开来，再变得血红。约一个小时后，滚动着熔岩的条条沟渠便织就了一张以红为主、红黄交织的庞大网络。这，就是超级拥堵的工作日早交通。

202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2183.2万人，民用汽车647.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552.9万辆，即不到四人便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对比1994年末，1062万人，仅有民用汽车48.13万辆，主要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用车。显然，这30年间的人口和汽车的增长里，这红色拥堵的交通路线中，就包含了我们这些北京校友及其家庭的贡献。

然而，当我1995年9月拿到四百多元第一份月薪时，怎能预料到七年后我就会买得起一辆十几万元的一汽大众宝来轿车？也绝不可能想到，北京十三年后为舒缓拥堵开始按车牌尾号限行、十五年后用摇号来控制新增车牌数量。更不会料到，三十年后汽车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全国汽车保有量是当时的37.6倍，而国产品牌的增量市场份额会近七成，不仅雄霸国内还畅销世界！

虽然为了规避尾号限制，家里备了不止一辆车，但是差不多七年前开始，为了躲避堵车，我的个人出行首选却变成了地铁。到2025年1月，北京已有29条地铁线路，414座车站（其中99座换乘站不重复计算），运营里程879公里。星罗棋布的地铁站配上随手可得的共享单车，让我轻松抵达城区各地。回忆那1995年，北京仅有1、2号线地铁，32座车站，运营里程39.6公里，但在全国却是首屈一指，因为那时除北京以外，只有上海和天津各有一条地铁，分别长16.1和7.4公里。而到了2024年底，中国内地已有58个城市开通了361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合计12161公里，其中地铁9306公里。

提到便利的轨道交通，就不能不说高铁。记得1991年我去北京上大学，从合肥坐上绿皮火车，1100公里需要十八九个小时才开到。那是人生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下车后就感觉地面在摇晃，一直晃荡了大半天才逐渐停下来。寒假每次往返北京都是最艰苦的行程，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连座位下面都躺了人，我为了不去上厕所就很少喝水。北上的列车到了蚌埠这个京沪线大站是不可以开窗的，因为会有买不到票的人强行从窗子爬进来，多是离家的民工，我还记得站台上有工作人员举着长长的竹竿来用力驱赶他们。那的确是铁路运输严重供不应求的年代！后来，随着国家不断进行铁路建设投入，这21小时的旅程每隔一段时间就缩短一些，到了1995年最快车次缩短到约11个小时。2012年10月，合肥到北京通了高铁，两城间最快仅需3小时59分；现在2025年，最快只需3小时37分。

查了一下数据：1994年末中国铁路营业里程5.9万公里，2024年末则跃升至16.2万公里（含高铁）；自2008年8月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开通以来，到2024年末已有高铁里程4.8万公里，高铁站超1300座。这期间，不但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享受到了这一巨大的交通便利，而且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从引进吸收发展到领先全球。随着2021年12月1035公里长的中老铁路开通、2023年10月142.3公里的印尼雅万高铁开通、2025年2月越南决定采用中国标准建设老街-河内-海防铁路，中国高铁已经逐步成为世界认可的制造业名片。真是没想到啊！

三十年了，这张长长的惊喜事件清单上还有哪些呢？

对，是电信。如今，我们对于以低廉的价格享受着世界先进水平的互联网和通信服务早已习以为常。手机日夜不离，有如身体的一部分，通过它我们发送信息、打音视频电话、购物、订餐、导航、学习、处理金融事务、听音乐、看视频、直播或观看直播……而这一切在三十年前根本不存在，它们都是90年代末互联网和电信革命以来的产物。

我大学那会儿家里还没有电话，那是少数干部和富裕家庭才有的配置，所以我与父母、姐姐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写信。外地同学要给家乡打电话，就要去找可以拨打长途电话的公用电话，最近的就是隔壁对外经贸大学的长途电话中心。大约是1993年，学生宿舍一层传达室也安装了公用电话，那就便捷了许多。

1997年，我住的单身员工宿舍安装了分机电话，这是我个人的第一部固定电话。那时寻呼机已经比较普遍，人们可以拨打寻呼台给寻呼机上发送留言或要求回电。我也配了台摩托罗拉寻呼机，不久后换成了国产的股票寻呼机，不仅可以当寻呼机使用，还可以查询实时股票行情。1998年，我采购了调制解调器和中经网账号，开始在宿舍里拨号上网。还清楚地记得，随着那沙哑的“嘟嘟嘟”拨号声，电脑第一次接通了互联网，我兴奋地打开Netscape浏览器，敲进yahoo.com，等着那N形logo闪动几十秒之后，缓缓出现雅虎网页，再通过它导航进入其它站点。

1999年，我购买了人生第一台移动电话，是西门子的，可以打电话和收发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编辑的短信。此后差不多每三四年就换一次手机，从2G一步步升级3G、4G，再到5G， 同时功能和存储空间不断增加。2003年以后，原先的拨号上网逐步被ADSL宽带上网所取代，网速从56Kbps上升到最快2Mbps。2010年9月，iPhone 4在中国上市推动中国进入了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从此家里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就陆续多了起来。2023年光纤入户，下行速度高达2000Mbps，音视频通话就更加方便了，而此时，我家的固定电话早已停用了三四年。

回顾中国电信业发展史可以发现，1991年是个关键的年份。那一年，邮电部宣布全面建设以光纤为主的数字化干线，拉开了 “八纵八横”国家骨干网建设的大幕，这张网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电信基础设施。也是那一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研制出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预示着中国程控交换机市场因被国外厂商垄断而形成“七国八制”局面的终结。随后巨龙、华为、中兴、大唐等企业相继崛起，推出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等产品。到1998年，国产程控交换机在中国新增市场中占据80%份额，将交换机从每线300到500美元降至50美元。

这个变化，我也曾参与其中。1998年，我在工商银行总行工商信贷部工作，负责电信行业的信贷管理，任务之一是组织发放上百亿元的电信设备的买方信贷，支持国产和合资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发展。为此，我跟着领导一起调研行业，走访了“巨大中华”四家领先国产通信设备企业，以及上海贝尔、北京西门子等合资企业。还记得去深圳华为总部拜访时，创始人任正非和总工程师郑宝用一起与我们会谈交流。就在那一年的3月，《华为公司基本法》正式颁布。不久，华为财务部的人就赠送了我一本介绍这个基本法的刚刚出版的新书《走出混沌——探索中国的世界级领先企业之路》（人民邮电出版社）。那一年，华为营收是89亿元，而2024年它营收高达8621亿元，早已是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的世界级知名企业了！

中国电信业的巨大发展，为互联网行业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巨大的中国市场，又使得“拷贝到中国”的多种互联网应用形成本土化创新，继而领先全球。此情甚多，仅举一例。

在2003年，受美国支付公司Paypal的启发，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为C2C电子商务提供担保交易服务。因为支付宝解决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从而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它标志着第三方支付平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005 年，腾讯推出了财付通，国家也出台了行业监管政策，此后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它们开始不满足于仅作为银行支付接口的角色，逐渐向转账汇款、生活缴费、理财等银行传统业务领域渗透，居然以外来者的姿态，展开了与传统银行业的竞争。2013年8月，腾讯的微信支付面世，2014年春节推出的“微信红包”功能让用户数骤增，一举让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形成双寡头竞争格局，带动中国的互联网支付进入了移动支付的爆发期。2016年以后，随着4G/5G网络的覆盖和智能手机的降价，移动支付进入全民普及阶段。二维码、NFC、刷脸支付等技术创新丰富了支付方式，场景覆盖也从线下商超、餐饮延伸到医疗、教育、政务等民生领域。差不多从那时起，我感觉中国就逐步变成了“无现金社会”，人们出门只需要带个手机就可以畅行无阻，不知不觉间这在全球已是遥遥领先！

回望三十年，不得不说的意料之外的巨变还有房产。

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福利分房”制度，也就是说住房是单位建好以后再按照级别资历分配给职工，所有已婚员工都可以排队申请公有住房，何时分到房子则取决于单位房子数量的多少，所以单位福利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员工有房住。显然，这种计划经济的做法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向。1994年，国家开始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单位和个人共同缴存，专项用于住房消费），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到了1998年7月，国家明确提出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即全国城镇停止以实物形式向职工分配住房，改为向职工发放住房补贴，由职工自主在市场上购房或租房。从后视镜里看，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政策，标志着房改正式进入全面市场化阶段，由此催生了一个万亿级别的房地产市场，是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繁荣的重要推手。

这个政策在我们单位最后落地的时间是2000年初，单位把最后一批建成的新房分配给员工之后，腾出的旧房在无房员工中进行分配。以前只有拿到结婚证才有资格分房，现在取消了这个条件，对于我这个单身汉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意外之喜。于是我分得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两室两厅，次年在住房贷款的支持下，我按照政策规定的房改价格买下了这套房产。就这样，我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轻松获得了一套产权属于个人的住房，真是幸运！不过，在住房这件事上，幸运还真的不止这一次。

2005年下半年，北京市房地产市场供需两旺，价格已经温和上涨几年了，热门楼盘一房难求。当时我和妻子想换个更大的房子为生育下一代做准备，于是按揭买下了一套非热门地块的大房子，也因此把个人债务杠杆拉到了极限，好在那时收入年年增加，房贷并无压力。没想到此后这个小区的房价一路上涨，三年多价格便翻倍，我们对于当初的决策颇感幸运。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冲击严重，国家因此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当时购房者信心不足，全国楼市明显回调，为了刺激老百姓购房，国家推出了特别优惠的房贷利率。恰在此时，孩子出生后我们因故需要换个更合适的地点居住，于是在房地产价格触底后刚刚回升时，我又以优惠利率按揭买了一套新房，收房后再把前一套房卖掉（那时地产价格已明显回升），轻松实现换房并且盈利。令人惊掉下巴的是，此后北京的房地产价格逐年上涨，十年后这套房子的二手价格达到最高点时，竟是当初购房价格的近9倍，真是庆幸当初买了这套房子！

环顾身边的七零后的同学校友，几乎人人购置了房产，而且房产出现大幅升值，账面的或已实现的收益颇丰。事后大家公认房子是越早买越好，庆幸自己没有错失良机，同时赞叹少数人先知先觉，采取激进策略购入多处房产，现在早已实现财务自由。但是，不容忽视的是，1998年以来房价涨幅远超居民收入增速，与日俱增的房价给一批批进入职场的青年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他们的幸福感不断下降，许多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承担风险进行创业，有些人甚至“躺平”消极面对这个世界。2005年，幸运的我时年32岁，购房时每月税后工资是那套房子每平米价格的两倍，而现在的普通打工青年，怎么可能有这种幸福感呢？所以，这种“幸运”又多么让人矛盾啊！

今昔对比，无限感慨……

哦，对了，作为金融学院的毕业生，我当初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还包括金融业的巨大变化。

1995年那会儿，银行使用的还是背面有磁条的纸质存折，借记卡大规模推广要到1997年前后，当时我们的工资是发到存折里的，到银行柜台或 ATM 机上可以打印账户流水和余额。由于银行营业网点分布不够广和电算化网络不健全等原因，只有一部分单位通过银行代发工资，大部分单位还是要到银行取现金来发工资（银行代发工资差不多要到2000年左右才比较普遍）。银行汇款主要面向企业，而且跨行或跨地区不能实现实时到账。个人汇款则要通过邮局办理，银行要到1999年前后才逐步推出个人汇款业务，到2000年才实现同一银行的借记卡账户转账实时到账，以及跨行转账在工作日内的实时到账。2004年11月，随着银联新系统上线，银行卡用户终于实现了跨行实时汇款。于是邮政汇款就大大减少，到现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随着互联网的逐步兴盛，1998年招商银行推出基于银行卡的网上支付结算系统，使客户可使用银行卡进行网上购物支付，成为中国银行业首个实现网上支付的电子渠道，次年招行又正式推出“一网通”网上银行服务。1999至2000年，中行、建行、工行等银行也陆续开始了网上银行服务，再之后网银几乎成为所有银行的标配。2010年以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各家银行竞相推出手机银行App。如今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从界面到功能已经迭代得非常成熟，早已成为老百姓的必备手机应用程序，人们动动指尖就可以办理信息查询、汇款、理财、投资、保险、缴费等丰富的个人金融业务，而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能够轻松使用。

在结算支付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是普通客户的切身感受，金融从业者更在意变化的绝对和相对速度。

先来看看1994至2024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速：名义GDP从4.38万亿元增加到134.9万亿元，年均增速是12.1%（剔除了价格影响的GDP指数年均增速为8.3%）。再比较一下同期金融业的发展速度——银行业总资产从7.375万亿元增加到444.57万亿元，年均增速14.6%；证券业总资产从约500亿元增加到15.11万亿元，年均增速21%；保险业总资产从约800亿元增加到35.91万亿元，年均增速22.6%；资产管理行业（注：该“行业”是个泛称，涉及信托、证券、保险、银行、公募、私募等多个行业或领域的资产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规模从约4000亿元增加到163.16万亿元，年均增速22.2%。

显然，金融行业以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长的速度在迅速成长，其中证券、保险业更是年均增速超过20%，实在是惊人！记得30年前毕业那阵子，规模大、实力雄厚的银行是同学们的优选方向，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事后诸葛亮”们很有可能会做与当初不同的选择。

最后，以股票市场为例来体会几个证券业的微观层面的巨变。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1992年，上海股票发行采用的是先出售股票认购证再摇号的模式，深圳股票发行则采用凭身份证购买新股认购抽签表的形式，股票供不应求的巨大缺口使得认购证和抽签表的价格暴涨，许多嗅觉敏锐、敢于冒险的人通过倒腾这些新股的“衍生品”就赚取了暴利，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批“弄潮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巨大的财富效应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好奇地加入这个未来注定会跌宕起伏的新兴股票市场。

当时我姐调到合肥一家新成立的证券营业部工作，因此在1993年大二暑假，我就到她所在的营业部开始人生第一次买卖股票，跻身于中国最早的两三百万股民之列。开市时，营业大厅里人头攒动，一面墙上挂着的两块约十平米大的大屏幕，正显示着延中实业、深发展、陆家嘴等三四十只股票的实时行情。柜台前下单的“散户”顾客们一边排着队，一边扭头盯着大屏幕。他们急切地把手写填好的交易单递进柜台，让工作人员敲进电脑，然后在大厅另一边的电脑终端上自助查询是否成交，一旦成交就可以打印出成交单。要是你有10万元以上的股票市值，就可以坐进配备专用电脑和沙发的“大户室”，享受贵宾级的待遇。当时证券营业部用的行情系统叫“钱龙”，是从台湾引进改良的。我从营业大厅外的书报摊上买了本《钱龙股票指南》回去研究，它成为我的股票启蒙读本，让我了解了K线图、均线图、技术分析等基本知识。

1993年秋季回到学校之后，我就规律地到校门口马路对面的报摊上购买一周两期的《中国证券报》，如饥似渴地了解最新市场动态，并把上证指数在绘图纸上画成K线图。当时在计算机课上已经学过了数据库软件DBase（后来先后被FoxBase、FoxPro替代），于是我就用这个软件模仿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编写了一个股票交易程序，实现输入交易指令、撮合成交并输出打印成交结果的功能。写好之后，我作为核心发起人之一，在校园里搞了个“模拟股市”活动。这个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参与者甚众、交投活跃，结束时一位93级同学凭借“炒股”挣了几十块钱，喜获此次活动第一名。约半年后，我在《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使用计算机开展模拟股市活动，是中国高校校园里最早使用计算机的模拟股市，我就呵呵一乐……大学毕业以后我并没有从事证券投资工作，现在回头看看，颇有些遗憾，也许那是更适合我的工作。

哦，稍微有点跑题了，言归正传。

如今三十多年已经过去，沧海桑田。新中国的股票市场从无到有，发展壮大，从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末，美国NYSE、NASDAQ、AMEX三大市场共有5576只股票，市值合计81.93万亿美元；中国沪深北三个交易所共有5502只股票，合计市值104.82万亿元人民币（折14.63万亿美元），投资者总数已突破2.4亿户。而今，证券营业大厅和“大户室”已成往事，证券交易手机App和电脑软件早已普及，成为股民们最主要的信息手段和交易工具。

回顾过去，中国这五千多只股票的发行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000年3月以前，由省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额度推荐企业，由证监会审批，上市企业多为地方国企、规模较小的早期“审批制”阶段；二是2001至2018年，取消额度、采用通道制（2001年）和保荐制（2004年开始），由券商推荐企业上市、证监会审核，上市企业规模大小各异，各行业优秀企业相继上市的“核准制”阶段；三是2019年以后，交易所审核、证监会注册，强调信息披露，企业盈利不再是硬性标准的“注册制”阶段。

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在前两个阶段，行政手段调节市场频繁发生，最典型的就是八次暂停了IPO审批，时间从三个月到十四个月不等，多是监管层为了应对二级市场低迷、投资者信心匮乏的无奈之举。这些监管政策的变化，对于无数的一二级市场投资者（包括我在内）、已上市或上市“未遂”的企业的切身利益，以及广大证券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或是“有时欢喜有时愁”。

回首证券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发行市场还是交易市场，值得讲述的故事都太多太多，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进步是巨大的、差距是明显的”。进步巨大指的是衡量一个证券市场的各种指标都有巨大进步，差距明显则是说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程度还与规模的排名很不匹配，任重而道远！

抚今追昔，挂一漏万。前面聊到的变化只是三十年来祖国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一些侧影。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底层驱动力量是未被满足的需求。供不应求的公共交通、从未商品化的住房、几乎为零的私人汽车而引发的巨大需求，属于改革的制度性红利；而通信需求的从无到有既有制度性红利因素，更是全球性的技术性红利的结果。这两大类红利的释放拉动了下游产业链的发展，能源、矿产、钢铁、有色、化工、水泥、建材、机械、电子等实业，以及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投资在内各种服务业，就像一节节火车一样被依次拉动，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各门类的高速运转。除了内需以外，出口也成为这一列火车的重要燃料，使得经济增长更具有底气。就这样，过去三十年，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驱动 GDP 以年均8.3%的速度飞奔。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个工作者既是享受者，也是创造者。作为享受者，我们购买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便利、越来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教育和医疗条件越来越优良；作为创造者，我们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或服务、职业经验越来越丰富、在组织中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

变化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积沙成塔、水滴石穿。

三十年后，蓦然回首，如此多的巨变真是意料之外！当我在为社会进步和生活富足而不胜欣喜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涌上心头——为什么我能有此福分？

大学毕业30周年的思考与读书笔记之3：时代

为什么我有福分经历如此的社会进步和生活富足？

为了找寻这个答案，我的思绪穿越了大半个世纪，来到了1939年的江苏北部淮安的马桥村。在农历9月11日这天，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的第三个孩子呱呱坠地，他就是我的父亲。

就在他出生两年前的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撕去最后的伪善面纱，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日本军队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进行了持续六周的屠杀、强奸、抢劫、纵火等世界罕见的暴行，使我超过30万同胞遇难。1938年6月，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炸毁了河南郑州的花园口黄河堤坝，目的是“以水代兵”抵挡日军的进攻，却使得豫东、皖北、苏北的44个县市陷于一片洪涝之中（参考上图黄色区域），1200多万人受灾，近90万人死亡。“黄泛区”内田地绝收、饥荒持续、瘟疫流行、人们流离失所，而决堤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如风、旱、水、蝗灾更是持续十年甚至更久。当时淮安（1983年设立淮阴市，淮安为淮阴下辖）就在苏北受灾的6个县市之列。

花园口决堤使得日军放弃从陆路南下，转而从长江中下游调集兵力，沿江逆流而上，于1938年10月攻占了华中重镇武汉，比原计划仅仅推迟了三个月。同时，华北的日军继续南侵，进入苏皖。1939年2月，日军攻占了淮安核心城镇淮阴城和涟水城。从此，轰炸、屠杀、扫荡、劫掠、奸淫……本已贫苦不堪的苏北百姓日夜遭受恐惧和贫困的双重折磨。

1942年春，淮安发生严重的饥荒，超过六成的贫雇农缺粮断炊，他们或外出乞讨或卧床忍饥。无奈之下，已经家徒四壁的曾祖父母领着儿子、儿媳及孙子女外出逃荒，祈望贫苦的生活能有些许改善（注：父亲回忆这发生在1940年代初，查史判断很可能是1942年）。一大家子往东面走了百来公里，来到靠近黄海的盐城地区，落脚在射阳一个叫新坍的村落。初来乍到，曾祖父做货郎小生意来挣钱养家，曾祖母则操持家务抚养孙子女。爷爷这时找到了一份给姓朱的地主家当长工的活儿，于是一家人住到了地主家养马的三间土墙草屋里，奶奶除了做家庭内务，还抽空外出当保姆。

父亲关于童年最早的记忆，是恐怖的战争——“打仗的部队在我家屋后，利用沟坎庄稼做掩护……枪声不断，此起彼伏。我人小，分不清是好兵还是坏兵，无处藏身，吓得发抖。不知是哪一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日本鬼子来了，人们正准备逃难时，我家小港西不远处老百姓的房子已经几处燃起了熊熊烈火。枪炮声、人们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天上小飞机低旋，掀掉农民家的草房顶和猪圈头；进庄的鬼子到处追杀青壮年、搜食物、牵猪羊、抓鸡鸭、铲蔬菜、翻箱倒柜、强奸妇女、打人骂人；日本兵抬走老百姓的水缸或粪缸，甚至把装尿的瓦盆也抢走。那时候父亲去给部队义务抬担架了，母亲就领着我们向东面奔，躲鬼子。你祖母留守家中，日本鬼子带着走狗翻译到各家搜索物品，祖母装聋作哑，问而不答只摇头，遭到日本鬼子用枪托毒打。日本鬼子来了，要抓梳分头的小青年，说是‘小八路’。我母亲怕我大哥被抓去遭害，硬按住他，把他的小分头用剪刀剪成花秃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然而，在蒋介石的眼里，日本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中全会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共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1940年，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加紧了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9月3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10月4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退到黄桥（江苏泰兴）的新四军发动总攻。新四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1.1万人，俘虏4000余人，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10月10日，八路军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毫无疑问，黄桥战役成了新四军在苏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性战役。

但是就在此后，国民党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共活动。1941年1月4日，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多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由安徽泾县云岭启程北上。1月6日，当部队到达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在叶挺军长指挥下，新四军指战员奋起自卫、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等领导遇难，奉命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叶挺被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至此国民党反共高潮达到顶点。时局之下，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率领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作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同室操戈”的时候，日寇在中国土地上继续肆意掠夺。1941至1943年，日军在苏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民众的抗日意志、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资来源。作为应对，新四军把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即日军后方，与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采用“麻雀战”、“地道战”来袭扰日军，同时组织群众隐藏粮食、破坏道路，与日军顽强抗争……

到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苏北地区只剩下盐城仍被伪军控制，他们这时已被国民党改编为“国军第二路军第四军”，拒不向新四军缴械投降。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11日，新四军苏中、苏北部队对其发起进攻，歼灭伪军1万余人，终以收复盐城。

然而，和平仍未到来。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军为起点，悍然发动全面内战。9月，国民党军集中25万兵力进攻苏北核心区域，9月19日攻占淮阴、淮安，10月19日攻占盐城。华东野战军虽在涟水战役中两次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但因敌我兵力悬殊，被迫于1947年1月撤出苏北，向山东解放区转移。

战事胶着，呈拉锯之势。1947年7月，革命形势又开始发生逆转，人民解放军进入全国战略反攻阶段，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成立，苏北战场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反攻。在1949 年1 月淮海战役胜利之后，国民党军在华东地区的主力基本被歼灭，苏北终于全境解放，迎来了持久和平。

抗战以来，苏北各地的政权虽然随战事交替变化，但是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始终代表着抗日救国、为穷人做主的正义力量，所以广大农民打心底里拥护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我的爷爷与许多男性同乡一起，响应基层政府的号召，多次义务参加新四军或解放军的担架队，到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抬伤兵，不仅仅是在苏北，还随战斗到达过安徽蚌埠。

1948年，战争已近尾声，那时9岁的父亲开始在乡里的公立小学就读。他敏而好学，利用课余时间学会珠算，掌握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一项数学技能；他写字工整，在五六年级的时候被乡干部请去帮着抄写文字资料。可惜的是，1954年考初中时，八个半人才录取一个，他未能考上，只能回家种地，正中了因为家里缺劳力而坚决反对他继续读书的哥哥的心意。在那个年月，即便是小学毕业生也属于稀缺人才。父亲白天劳动，晚上还帮着乡里抄抄写写，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担任了乡里的冬学教师。

1957年下半年，父亲终于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就读于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但是，半耕半读无法让他静下心来读书，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正在纠结中的他，却在1959年1月迎来了命运的关照。这天在课堂上，毫无思想准备的他被老师通知去参加体检、准备服兵役。读史可知，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公民在一定年龄内必须服兵役，年限为陆军3年、空军4年、海军5年。父亲就是根据这部法律被征兵入伍的。

1957年开始，台湾海峡局势紧张起来。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军队出动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还出动战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在金门、马祖一线增加兵力，到1958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和美国的干涉，开始炮击金门，到了10月根据局势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再后逐步减少炮击强度。金门炮击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

此时，父亲应征入伍的消息对于爷爷奶奶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忧的是，那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可能性很大，参军就意味着有危险，甚至是牺牲。但是，参军却可以让我父亲有机会脱离家庭的贫困。对，贫困！你现在难以想象的贫困——

1949年全国解放前，射阳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注：1947至1952年是苏北地区土地改革时期），爷爷奶奶一家分得了二十多亩土地，以及地主家的三间养马的土墙草屋。然而，他们此时已是九口之家，地无肥、产量低，麦子、玉米、棉花这些作物根本满足不了家庭用粮和生活的必需，收支缺口很大，即使政府有些救济，那也只是杯水车薪。解放初期，“过年如过关”，爷爷奶奶曾领着孩子们沿村讨饭过年，多数人家能施舍一口吃的，少数人家不但不给，还唤狗咬人。冬去春来、青黄不接时，连土改时分得的方桌、条案都被卖掉换口粮了。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

“孩子们大一些了，就要出去挖野菜、挑猪草、割秧草、捡麦穗、拾柴草、拾棉花……为了糊口，不知走过多少田野、爬过多少沟坎、穿过多少青稞、踏过多少草滩；饥饿、寒冷、暑热、风雨都算不上什么，只是担心人家是否同意你去捡残留在农田里的极少粮草，回家时能有多大收获。”

“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孩子衣服穿小了、旧了，就给小的穿。冬天棉袄内无衬、外无罩，春夏秋多数是冬天棉衣去掉胎子内芯接着穿。被子是旧絮，大洞小眼、补丁加补丁，床垫是芦苇和麦草，冬天、雨天如果没草烧还可能被抽掉一些烧锅……身上衣、床上被，虱子、跳蚤、臭虫烫不死灭不绝，烦死人、痒死人。夏天父亲亲手制作柴帘挂在门口来代替蚊帐，用烟熏驱赶蚊虫，但收效甚微。一年四季，疮疖、疟疾、肠炎、感冒、发烧时不时交替发生，想要求医问药，就要摸摸口袋、三思而后行。我在十三四岁时得蛔虫病，吐破苦胆，因为没有钱，父亲背着我去拜香头奶奶，吃香灰水丸，但无济于事。生命危在旦夕时，父亲不得不花几斤小麦换回几粒打虫药，才救了我的一条小命……我们住的草屋大雨小下、小雨嘀嗒，每年父亲都要维修或更换墙体，用麦秆帘披上，土墙草顶经不住暴风骤雨的袭击，一到下大雨父母就担心墙倒屋塌。厕所是露天的，找不到一根木棒搭棚子，擦大便都用草……”

在父亲参军临行的那天早上，我奶奶从米量稀少的稀饭锅里捞出一碗相对稠一些的粥放在一边，等父亲理完发再回去吃，没想到乡里的安排有变，让父亲在乡政府吃完早饭就直接出发了。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就哭了，当本乡六个新兵的自行车队经过家东面时，她想再多看一眼宝贝儿子，可是连走带跑跌了一跤也未能如愿。没想到这竟然是永别！当年年底，尚不足50岁的奶奶，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身患疾病，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痛苦的思念，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刚走那天，乡里给每个新兵增发了三块钱（当时可购大米20多斤），交给各自家人。于是我的爷爷揣着这区区三块钱步行60多里路（超过30公里）赶到县里的新兵连，为的就是和父亲商量一下能不能把钱留给家里急用来购粮。面对一路风尘的爷爷，父亲的喉咙突然哽咽，他不假思索便答应了。回忆这段往事时，父亲告诉我们，那时爷爷即使留下钱不告诉他，他也不会知道，但爷爷还是去和他商量，这就是爷爷的忠厚正直、对子女和家庭的爱。奶奶死后，爷爷悲痛不已，独自带着五个未成年子女艰辛度日。1962年，56岁的爷爷患肠道疾病但无钱救治，在病入膏肓之际，父亲从部队请假八天回家探望，并向县民政局申请了棺材。返回部队后三天，父亲就收到了爷爷离世的电报。

父亲在部队服役六年三个月，一直任机枪连的文书，后来还同时任团组织委员和党小组长，军衔从列兵升到了上士，政治面貌从群众变成了党员。他学会了理发，退伍前还因节约300多元被评为全连节约标兵第二名。1962年，蒋介石一度准备反攻大陆，解放军全军紧急动员，父亲所在部队奉命在浙江紧急备战，最终蒋介石放弃了反攻计划，仗没有打起来。1965年3月退伍时，因为他符合党员、初中以上文化、五年以上军龄、二十五岁以下、未婚、身体健康这几个条件，所以没有返回原籍，而是被分配到安徽省会城市合肥工作，获得了珍贵的“城市户口”。

1966年国庆节，父亲回家探亲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比他小五岁的邻村女子，也就是我的母亲。次年2月，他们结婚了。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成长于贫困的多子女家庭，她是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大哥、六个姐姐。在她两个月大的时候，她的大嫂因病死亡，留下一个五个月左右的女婴，只能由我外婆代为哺乳。因为奶水不足，我的外婆和外公商量后，不得已只能放弃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以保住孙女的性命。正当我母亲快要饿死的时候，那个小孙女被我大舅搂在怀里睡觉时一不小心捂死了。于是，我母亲才有了第二次生命。母亲从小就很懂事，她孝敬父母、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刻苦学习，初中毕业后便回家种地。那时她的姐姐们相继出嫁，“嫁出门的姑娘泼出门的水”，我外公去世后，只有她和我外婆相依为命。

也许是考虑到我父亲虽一贫如洗，但是人品好、值得托付，当我父亲提出要娶我母亲的时候，我外婆和我大舅竟没有提出要彩礼。父亲在当兵时攒下的300元钱，那时早已散给了家里贫困的兄弟姐妹了，所以一旦被要求彩礼，他一定会打退堂鼓、继续打光棍的。就这样，我的母亲离开了农村，随我父亲到了合肥生活和工作，几年后还十分幸运地争取到了合肥户口，成了“城市人”。1970年4月，母亲产下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姐姐。

到了1973年7月，我——终于——出生了！

我常常想，自己能够来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小概率的事件啊！战争、饥饿、疾病、意外，任何一个闪失都有可能让一个脆弱的生命消失；读书、种地、参军、结婚，任何一个决定都有可能改变父母的人生轨迹。我的出生，是否挤掉了多个无缘来到这个世间的“他”或“她”的名额？

我还想，一个人被放置在这个四维空间上的位置，又是何等的重要！你出生的那一刻，人生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你无法改变，只能顺应。你可以自强不息，但在历史长河之中，你能决定的是否只是在浪花中的位置，而非在上游或是下游？你可以成就斐然，但在大千世界之中，你是否只是被安排在特定的坐标，去履行自己生命的义务？

我只能经历当下的三维空间，而无法升维俯视生命，准确意识到影响自身走向的关键人物或关键事件。只有在时光不停流逝之后，那些决定我可以经历如此的社会进步和生活富足的因素，才一帧帧落入我们“七零后”这班车辆的后视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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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第3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基于使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搜索获得的江苏地方文史资料

父亲2023年9月写的回忆录《家有我，我有家》

一审：刘莹

二审：文之峰

终审：王茂斌